今年3月15日，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，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，要把碳达峰、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;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，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从整体来看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结构性改革 。
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，原因即在于此。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。借用中医学理念，就是基于整体、个性的辨证施治。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。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，延续至今，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。
当前，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。四是市场、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。为此，数字税立法应在自由与秩序之间有效权衡。
为此，有必要探讨数字税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，这更有助于形成基本共识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美国对其数字企业巨头的国际竞争仍持积极的鼓励态度，反对欧洲国家对其征收数字税。因此，是否具有可税性，会直接影响数字税立法的可行性。正是由于上述国家之间、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能力和分配能力差异，导致数字企业或信息能力较强的一方持续更多获益，并由此影响相关利益分配的失衡，因而才需要通过推进数字税立法加以解决。
对于上述两种立法路径，OECD都有关注，一方面强调对既有所得税、增值税等制度的改进和完善，另一方面又将征收数字税作为过渡性措施。从相关国家数字税的制度实践看，并非对所有数字企业都征税，而是分门别类，区别对待，即仅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大企业进行征税。
而基于公平价值和秩序价值，数字税立法会更强调公平竞争原则。为此，对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基本要素的数据是否具有可税性，对于数字服务行为应否征税，等等，仍需展开深入研讨，这些都是数字税立法需解决的基础问题。可见，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税收法治之间存在紧密关联，其中贯穿着自由与秩序的价值权衡，以及经济发展战略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协调。例如，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基于当时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对电子商务就采取宽松的税法规制策略，鼓励新型经济的发展。
三、数字税立法的价值引领与原则协同 推进数字税立法，需要在相关重要法律价值的引领下，确立其立法宗旨、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。在国内层面，对数字企业与非数字企业的差别征税问题，亦需要通过构建数字税制加以调节。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差异导致的不公平问题，亟待对传统税法制度作出变革。只有依循上述基本原理，明晰相关价值引领，才能提升数字税立法和法律实施的质量。
因此，应在上述重要价值的引领下，确立数字税立法的宗旨、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，发现数字税立法与其他税收立法的共性与个性，揭示数字经济给税收立法带来的变与不变。其实，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时代应坚持的税收的中性、效率性、确定性、简化性、有效性、公平性、灵活性以及可持续性原则，正是上述各类价值的具体体现。
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与旧的冲突在诸多领域都有呈现。这对于弥补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税制框架之不足，推动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，丰富税法的价值论、规范论和运行论，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也会带来诸多风险，涉及技术、伦理、经济、法律等多个层面的问题，在税收领域尤其需要防控其导致的税收分配风险，保障国家的财政安全和整体的经济安全。（本文为节选，原文刊发于《税务研究》2021年第1期。基于信息技术—数字经济—税收法治的内在关联，本文着重探讨了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四大基本原理。因此，有必要对上述基本价值展开进一步解析，以揭示价值引领的重要性。这对于数字税立法同样是适用的。对上述与相关价值密切相关的两类原则如何协调，同样是数字税立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。
只有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税制，才能有效促进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，并在更高层次上体现数字税立法的合法性。依循经济性原理，在回应数字经济发展与现行税法制度错配方面，需要考虑哪些不合理的差异需要解决，如何在课税要素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才能促进经济发展。
只有保持征税的适度和谦抑，才能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税制，并据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。总之，在推进数字税立法的过程中，无论主张采取哪种路径，抑或认为两种路径可并行不悖，同时推进，都要回归基本的原理和价值层面展开论证，并回答数字税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、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问题，从而厘清税制设计的相关基本问题，推进数字经济的税制建设和法治发展。
基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，价值创造与税收规则的错配问题普遍存在，并影响相关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。回应差异及其引发的问题，是数字税立法的直接动因。
在以往的立法倡议或制度实践中，欧盟及相关数字输入国（消费国）从国内税收立法的角度，提出了数字服务税、均衡税、预提所得税等设想，有的国家已将相关设想付诸实施。从经济性原理的视角审视数字税立法，更有助于揭示或说明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更具有合理性。（一）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兼顾 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看，一方面，在数字经济时代，交易更为便捷，交易的规模和距离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，使交易成本大为降低，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率。基于国内税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，对于构建数字税制的具体问题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，但也存在诸多分歧，迫切需要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，通过求同存异形成基本共识，夯实数字税立法的理论基础。
其中，数字经济的有效发展，既是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保障，也有助于化解疫情、逆全球化、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的影响，排除相关阻滞因素，推动国际经济循环。例如，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，OECD曾提出电子商务的税收原则，其强调的效率原则、简化税制原则等，就与效率、自由和发展价值的要求内在一致，并由此会使税制更多地体现包容性。
只有切实体现上述各类基本价值，推进相关税法原则的有效协调，才能随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优化数字税立法，并持续推动数字税收法治的完善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是否要征收专门的数字税，如何确定纳税主体、征税对象、税基、税率等，需要从技术、经济、法律等维度展开研究，尤其应依循相关基本原理并体现相关基本价值，这样才可能有效确立体现数字经济特点和要求的规范，才能合理配置税收管辖权，公平分配税收利益，充分体现税制的包容性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平、可持续和现代化的国际税制体系。
上述各类原则的协同需在具体立法上加以体现。只有全面体现三对价值，将国内立法与国际税收治理结合起来，才能有效把握立法的时机、征税的广度和强度，实现数字税立法的预期目标。
（二）自由与秩序的价值权衡 从自由与秩序的角度看，一方面，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，这尤其需要宪法以及相关经济立法的保障。从差异性原理和可税性原理的维度，有助于揭示数字税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。基于效率、自由、发展的价值，应强调通过依法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升经济效率，促进经济发展，为此，应切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，通过建立税收法治体系，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，促进数字经济的有效发展。此外，无论是在既有税法框架下进行制度改进，还是制定专门的数字税法，都涉及课税要素的调整。
因此，国内、国际的双循环都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推动，相应地，对于数字税立法如何推进、如何展开，是否征收专门的数字税，等等，都要作出谨慎选择。从经济性原理和规制性原理的维度，有助于说明数字税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
与此相对应，各类税收立法都要有效界定税权、规范税收行为和分配税收利益。 二、数字税立法的路径及其原理依循 （一）数字税立法的两种路径 对于数字税及其立法，有多种不同理解，大略可概括为两类。
（三）安全与发展的价值考量 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看，一方面，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，促进经济增长，因而有必要保障其健康发展。） 进入专题： 数字税立法 。
